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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万历初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，经过大规模清丈，并在全国范围推行，进展比较迅速。万历十年后，西南云贵和西北陕西等偏远地区也相继实行。但即在中原地区，有些州县一直到崇祯年间才开始实行。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，蔡克廉倡议，并在隆庆二年由刘光济在江西实行一条鞭法。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祯，前后历经百年。当时积极主张实行的，中央大吏除桂萼、张居正等人外，嘉靖间有大学士顾鼎臣、御史傅汉臣、吏部尚书霍韬；地方官吏中，嘉靖年间有江南巡抚欧阳必进、应天巡抚欧阳铎、苏州知府王仪、江西巡抚蔡克廉、广东巡抚潘季驯等，而以历任广东、南直隶、浙江等省高级地方官的庞尚鹏，历任应天、江西巡抚的周如斗，以及隆庆间江西巡抚刘克济、应天巡抚海瑞、凤阳巡抚王宗沐等人推行尤力。但总的看来支持与反对的意见都很多：支持者以为一条鞭法负担公平、舞弊困难、税额确定、征输便利；反对者认为负担不平、无普遍适用性、征银于农不利、容易侵吞等。因此，”一条鞭法”改革历经百年，此期仍屡兴屡废，”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”。由于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推动，”一条鞭法”才得以通行全国，成为稳定的制度。可见其阻力之大，眼下他自问还没这个能力，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，因此也不敢贸然答应。

    于税收上他比较谨慎，但在商业上他可就显得大刀阔斧得许多，他利用这两年的时间，除了应付黎利外，倒也对安南大大小小的产业进行了考察，安南总体来说，受中原影响颇深，在商业上也差不多，可以说看到了安南的商业基本上能看到的大明全貌。

    这一点通过这两年多的考察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，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。当时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，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。

    安南虽战乱不断，但商业却屡屡兴盛，按民间的丝织能力，即使在安南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，也是超过官织染局。这种历代也包括安南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。而到了黎利后期，民间机户有了发展，即使不计农村副业，单机户的生产，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。

    ……皇朝所需丝织品，也早就在向民间市买了，这一点如与大明极为相似，福建、江西、湖广等处岁造缎匹不足，即“委官赍银”，到南京、苏州市买，以至“价值太高”。大约市买相当普遍，所以朝廷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，“不许另科银价，转往别处织买缎匹”。

    “官织染局除本身征役的工匠外，还常雇工织造。……南京是丝织重镇，但官局的工匠仍是不如民间好，所以要“出备工匠，雇觅在京高手”。……官局的雇工，不仅说明民间机户的大量存在和手艺精巧，也反映原来的户籍制度已在瓦解。”

    这种局面有多少，大明杨峥没有做过调查，自是不知道，不过安南他却是一清二楚，总的看来，在安南这一亩三分地上，民间机户至少也有官局工匠的一倍，差不多有三千多人。这个数字对大明来说，算不了什么，可对于安南来说，着实不小。

    而在丝织工业，尽管事实很清楚，民间远远高于官营，但杨峥还是不敢相信，若不是自己亲自考察，打死他也不相信，局面竟发展到了这种地步，由于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，有大量民间机户和富裕大户的出现，才有这种演化和否定。领织制度本身还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基础之上如说“重名包揽，规图分例”，就正是说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，才有人包揽，企图一人承领两份任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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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1628章上，许多书友们，朱元璋为何要将皇位传给朱允炆，直接传给朱棣，不就没有后来的叔侄相残的局面。

    对于这个问题，这里说明一下，首先一点，这里关乎一个制度的问题，朱标死后，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经历了几个月的讨论，到九月朱元璋决定立朱标之子、皇孙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史料认为朱元璋是采纳了谋士刘三吾的建议。《明史?刘三吾传》记载：“懿文太子薨，帝御东阁门，召对群臣，恸哭。三吾进曰：‘皇孙世嫡承统，礼也。’太孙之立由此。”

    事实上这种说法很难成立，立皇太孙为继承人是朱元璋的本意，而刘三吾只是迎合了朱元璋的意思。

    立皇太孙为继承人的做法事实上是不符合常理的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他的儿子辈就没人当过皇帝，属于越级继承。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，太子死后，应该由其次子秦王朱樉继位，朱元璋为什么没有立皇太孙为皇储，而没有按照兄终弟级的原则立秦王为太子呢？

    普遍的看法是因为朱元璋厚爱太子朱标而不喜欢秦王。的确，朱元璋对秦王的看法十分负面，在太子病死之前，朱元璋正在收拾秦王，双方关系十分紧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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